我在香港的时候，看报纸广告找到一份白领工作，薪水是每个月大概在五千港元左右，那时的中国，一般人的工资是一百元人民币。
我一直不知道，对于大陆人来说，五千港元是很多钱。
很多年后，我遇到一个人, 有博士学位，自称是陈一咨的弟子，他问我在香港每个月赚多少钱，我就告诉他五千港元左右，他当我的面对他太太说，我很有钱！我吃了一惊。
在香港工作的时候，我业余帮助香港的民运团体工作，给他们写抗议稿子和口号，联络香港的中外媒体对抗议活动进行采访，民运团体去新华社门前抗议时对媒体读我写的稿子！
不仅写抗议时民运团体宣读给媒体的稿子，联络香港的中外媒体, 我还定期召集民运会议。
那时，我的住处有两个电话，我和澳门一家人合住一单位，每天早上和晚上为颠覆中国政府实现中国民主而打很多电话，让澳门的同屋很气愤，他们不能安心睡觉，恨死我了。
我业余帮助香港民主团体做工作，从来没有得到报酬，他们多是香港本土人，很过意不去，建议我去参选香港议员，说我一定能成功。
我才二十多岁，哪有心思去做议员？我只想去西方国家读书，找一份好的工作，踏踏实实作人，不想和政治沾边，所以我所做的一切，都用匿名，我去陪同香港民主人士抗议和游行，也像小偷一样躲在暗处。
哈哈。
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
我认识的香港支联会的一个社工，是福建人，他知道我在香港人的公司做白领后，就不断地打电话去我的公司，用半生不熟的广东话, 问他们我是如何找到工作，问他们有关我的私人消息；结果很快，公司上下都知道了我是民运份子，大家对我用手指点，议论纷纷，说我有时用公司打电话吃饭是召集民运开会；那时的香港人正在逃跑，谁也不敢和共产党作对，结果我做了一年的工作，因为民运人士的骚扰，我就去另外一家贸易公司做白领工作。
这家贸易公司是日本人和一个香港移民合开的，在八国联军国家，每个人都有抗议. 游行和集会的权利，公民可以以和平方式颠覆政府，政府不可以干涉，这就是 "民主"。
大陆民运人士比共产党还可怕：他们不能容忍你生存，他们认为你生存一天，就要反共，否则就是共特！
我认识的香港本土的民运人士，和大陆的民运人士不一样，他们都有正职，有的在工厂做工，有的开出租车，有的在银行工作，有的教书，都说广东话，都能靠工作养活自己和家人，所以他们的民运活动对共产党打击性很强。
王若望离开大陆去美国，经过香港时，民运团体请他在香港高级西餐厅吃饭，每个人自掏腰包五百港元，一桌饭大概在五千港元到一万港元之间；王若望说，这是他有生以来吃的最高级的饭。
我认识的台湾人，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，不管是基督教徒还是佛教徒，和大陆中国人差不多。
我认识一个人，国民党出身，基督徒，研究生，他和大陆人没大区别，我在白人的公司工作，他也喜欢来拜访，而且主动借钱给我，给人造成一种假象：好像我和他有不可告人的关系。
过了几年，当我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他打很多电话催我还钱，像催命鬼一样，把钱要回去了, 好像我故意借钱不还，但我从来没有向他借钱。
真是伪君子，真小人！
我觉得，大陆人台湾人和香港人之间的区别是，香港人不仅受到一百五十年的殖民，而且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基督教的价值观念，有 "独立"的概念，懂得 "追求正义和民主，必须付出代价", 换句话说，他们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，能够自己做体力活养活自己。
当然，香港人和白种人通婚很多，这也是基因改造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中国人不久前，都是农民，后来成为工人阶级，但许多人仍然有乡巴佬的观念，以为自己的一切都是其他人造成的，其实，如果没有白人，中国人还是过 "面朝黄土背朝天" 的农耕生活；如果没有白人，黑人仍然过自生自灭的原始生活。
不过，中国人不这样想，他们以为自己的祖先应该和白种人平起平坐，种族平等。
"黑命贵" 我就不说了。
哈哈哈。
你想，那些连自己都养不活的男人，还能养活家人？还能搞民运？我看他们个个都是孙中山，连毛泽东都赶不上，至少毛泽东还是个北京大学图书馆员。
孙中山自称是博士，其实他不仅没有学位，连英文都说不好，他的外号叫 "孙大泡"，靠诈骗和诱奸女人吃软饭求生，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（日本人的傀儡）前，在美国的宏都拉拉的唐人餐馆做跑堂，所以，孙中山被中国军阀给撵得像兔子到处乱窜，而毛泽东，一个不会说普通话的湖南人，却能在北京大学找到一个图书馆员的正职，说明毛泽东的能力远远超过孙中山。
哈哈哈。
这就是我的一点人生经验: 远离民运。
香港人经过一百五十年的殖民，接受了基督教的价值观，能够自食其力，不靠社会主义价值观去碰瓷耍赖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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